1 如果精神分析倡导自由联想，什么都可以讲，那不是很不道德吗？

精神分析之自由联想的功能是为了无意识之展现，这些内容经常和攻击性、性欲等联系着，因此才被意识的检查机制所制约，而压抑，导致疾患，精神分析之目的，乃以自由联想展现这些内容，并进而可能找到更好地方式与之相处，但精神分析本身并不提倡什么都可以“做”，而仅仅是“讲”！恰恰弗洛伊德规定，来访者与分析家之间不能有任何肢体接触。

2 精神分析家是不是很不道德？

如上，自由联想在于其功能，而非目的，精神分析因此透过自由联想减少压抑与症状之冲突，恰好避免了不恰当的行为，是否这些行为恰当以及与道德的违背程度均需要和个体关联，因为经常由于特殊原因，个体的道德和外部团体道德矛盾，这时候才无法抉择，产出矛盾，就是说很多时候，恰恰正是外部广泛道德或者文化差异无法就个体特殊情况而产生好的调试，才导致了问题。

因此，精神分析家因此，必须抛弃道德判断，简单地说，精神分析家个人及其生活中有其自己的道德标准，但是不应由此强加于来访者，而应该充分倾听来访者的话语，来访者在面对分析家的时候也应抛弃自己的道德，而充分展现自己的真实思想，这些目的在于处理症状以及无意识之冲突。或者，可以简单的说，这里所谓的不道德，必须是我们必然把道德评价放置一边，想到什么立马讲出来（自由联想），然后看清楚不道德的思想的源泉以避免过多的症状以及相关的不道德的行为。

3 幸福或者严肃意义上的伦理问题?

因此，精神分析必然和伦理问题联系在一起，伦理是道德规范的根基，我们举个例子，母亲为了孩子在不得已的时候抛弃了工作上的道德，做了不利于别人的坏事。这就涉及到伦理，因为母亲的责任和职业责任都是道德法则，但是其根基来自责任的伦理，正是为了责任的伦理，才建立相应的维系它们的法则：即道德，所以伦理是道德的原因，但是当道德建立，我们就经常忘记道德的原因，这时候，当两个道德矛盾的时候（这是经常发生的，所以才有精神冲突。）就必须回到伦理本质上看问题，很多电影都展示上述母爱的题材，或者《金陵十三钗》也描述了为了国家而牺牲和自我牺牲的妓女们。大家回到伦理立场都会被他们所感动，因为大家看到这是人性的无奈。说明，道德和伦理本质不同，而精神分析回到伦理立场，但为了更好地理解道德规范以及法律。

这到了另一个问题：是否有符合所有人的广义的道德，我们的答案是没有。在团体或者集体立场上有，但个人就牺牲了，这就是当年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政治强权引发的悲剧。或者我们反证，如果有了，所有人都遵守那就没有问题了，但却正是广义道德与个人冲突才导致了这些矛盾和精神冲突以及症状；所以弗洛伊德写就《文明及其不满》一书强调文明化与道德化会导致神经症的形成，这样个人因为无法处理的内心冲突进入精神分析会谈，那么，如果没有广义的道德标准，而个体是为了改善自己，这个“善”并非是广义道德维系的社会的“善”，而是如何在外部制约与个人欲望之间找寻一个可能的对自己欲望而言更为可行的方案——即个人的“善”的形式——或者说某种“幸福”。

个人的幸福因此总是受到他人（以及他人与社会之道德）所制约，但是并不能放弃道德进入完全违反道德的领域，因为后者虽然暂时获益，却不能带来所谓个人之幸福，个人的幸福来自内心：自我、超我、它我的平衡，不是自我或者意识通过违反道德或者不违反就能调控的，这里必然涉及无意识的机制。

所以，精神分析也不会因为自由联想，导致自由行为——使得人们失去道德，恰好，精神分析帮助我们理解自己、自己的欲望、以及这些无意识的欲望和外部道德的具体关系，进而可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减少而满足的冲突的方式。

因此，将精神分析说成泛性的和色情的（以及以此进行实践的分析家也是错误的：如通过提倡性解放处理个人冲突等问题），或者精神分析是提倡边沁的快乐原则或者在当下获益也是错误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从来没有抛弃过两大原则：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而自我心理学单纯强调现实原则以及防御功能，忽视无意识机制（仅强调其防御的一面）以及快乐原则，就无法理解死冲动、攻击性等弗洛伊德晚期强调之维度。

因此，精神分析对于道德和伦理都是很敏感的，对于个人的“善”或者幸福是具有极高的重视和责任的，而且这必然透过深入无意识和个体性才能得到找到，而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广义的良方。这里也是和医学、教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乃至心理治疗的本质差异。

4 那会谈中要是很恨或者爱上分析师怎么办？

这是精神分析会谈中必然发生的移情现象，实际上除了这二者外，弗洛伊德和拉康还强调第三种核心情况：漠视。有人把三种分别对应于佛教的贪嗔痴。这三种主要情感基础上根据特殊情势还会演化出其他的情感：如嫉妒、害羞、自责等等。精神分析因此必然联系着强烈的情感，由于分析室内只有两个人，这也同样涉及到伦理道德的核心，其担保再度回到精神分析家的训练上：他自己必须接受过长期的个人精神分析，这样能清晰理解这个过程与无意识的机制的关系，这样才能很好地处理，回到精神分析的立场，而非为此与来访者对抗或者相爱（即弗洛伊德之反移情），这涉及的不仅是理论和临床维度，还必然联系着分析家自己的无意识过程。因此，分析家除了完成自己的个人分析训练，还需要一个好的督导。这两个一起担保了即便产生强烈的移情，分析家仍旧关注移情展现的无意识过程，并且能运用它改变一些与症状密切有关的东西，但这要和时机密切关联，否则可能反而导致对会谈本身的阻抗。所以，弗洛伊德强调移情是双刃剑，用的好，可以促进会谈；不好，可以毁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