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现象学”的视角与当代社会转型
我们这里所说的“精神现象学”指的是对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的带有规律性的“精神现象”，这项研究秉承着“现象学”的观点，认为现象即本质，规律体现着事物的本质。我们这里所说的“精神现象学”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一定程度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研究的是较为纯粹的人的心理现象，我觉得如果把它译作“心理现象学”也许更为合适。
我以为“精神现象”不应当局限于人的“心理现象”，它更应该指涉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如果“精神现象学”忽视人类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的研究，那将是不完整的。为了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区别，我接受我的好朋友吴炫教授的建议，在我的“精神现象学”
前面冠以“中国”二字。虽然我的“精神现象学”研究人和社会的带有规律性的“精神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我们这里研究的主要则是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符合“中国精神现象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同时也能够避免人们理解上的误差。
作为“精神现象学”的概念
作为我的“中国精神现象学”的概念，所谓“精神现象”，指的就是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我把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概括为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三种存在形态，这三种精神存在形态既是个人的三种精神表现形式，又是社会的三种精神存在方式。
这些精神存在形态体现在人的社会意识中，就是人和社会的思想形态。
能够体现人类社会的精神发展状况的，只能是人和石灰的思想发展状况。因此，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现象”，从能够体现人类社会的精神发展状况这一点上看，指的也就是个人和社会的思想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中国精神现象学”，研究的也就是中国的人和社会的思想发展形态。
那么，作为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和思想发展形态，所谓物本主义精神想象，指的就是片面地追求动物本能欲望的满足的一种思想。总的说来，这种思想的特征是，强调人的动物本性，强调弱肉强食，在政治上持无政府主义，在道德上持纵欲主义，宣扬价值的虚无主义。孔子所说的“食色，性也”，指的就是人的动物本性，动物的本性就是弱肉强食、追求瞬间的身心满足，要求保持社会的无秩序的状态，不承认人生的价值。当然我们也不可以一概而论，教条地认为凡是持物本注意思想的人都必须符合物本主义的每一项特征，一般的说，它只要符合物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就可以归属为物本主义思想。
其他思想亦然。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享乐主义、19世纪后期兴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中国古代“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思想等，大概都可以纳入物本主义思想这一范畴。而所谓神本主义精神现象，指的是以神的意志，亦即某种“天理”或“教条”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一种思想。这里所说的“神”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指某种宗教神话中的“神”，它只是指一种带有“神性”的观念，如果非要将其对象化，那么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自然神、宗教中的造物主、各个国家历史上的专制君主以及中国古代的帝王和圣人，都可以被看作“神”，因为他们都带有“神性”，具有至高无上的力量与权利。
神本主义思想的特征是，强调“神性”、“神权”，强调“天理”和“教条”，在政治上持专制主义，在道德上持禁欲主义，强调价值的永恒性，宣扬彼岸价值、超验价值。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和中国几千年君主统治时期的社会思想，大致都可以纳入神本主义思想的范畴。
人来自于动物，但由于人在成为人的过程中，自身的力量十分薄弱，因而必须依靠一种更为强大的异己力量的庇护，才能确立其作为人的地位，这个异己力量就是“神”的力量。因此，人类在诞生之初，同时就具有了神性和动物的本性。然而人作为人，更具有与神性和动物本性想区别的人性。所谓人性，指的是人的理性和理性支配下的情感需要。而所谓理性，则是指对某种社会价值尺度的确认，并根据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和社会的思想行为的一种判断力。社会价值尺度即现实的、世俗的价值尺度，它有别于宗教价值尺度，宗教价值尺度，宗教价值尺度是彼岸价值尺度，是“神”的价值尺度，而非人类的社会价值尺度。人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人与神和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识。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我们所说的人本主义精神现象，也就是指以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标举人性、人权，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古希腊智者派学者普罗泰戈拉说过：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观点体现了西方早期的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到了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思想又被人们用作反对中世纪神权统治的工具，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思想又被称作“人文主义”思想，我们知道，西方16世纪用以反对中世纪教廷统治的就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想。中国先秦百家时期，孔子的“推己及人”思想、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孟子的“民为贵”思想等，多少也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但他们的思想主要还属于神本主义思想。正是因为人来自于动物，同时又对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所以在一个人身上必然同时存在着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种精神现象，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只不过在不同的人和社会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重点不同罢了，我们也只能根据这种重点的不同来判定一个人究竟具有一种什么思想，来判定一个社会究竟属于一种什么社会。
也正是因为人来自于动物，同时又对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赖，使人本主义具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人本主义中存在着倾向于物本主义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倾向于神本主义的一面，但它们在本质上又不同于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它们仍旧属于人本主义的范畴。我把人本主义中倾向于物本主义的一面称为“平民主义”，而把人本主义中倾向于神本主义的一面称为“英雄主义”.所谓“平民主义”是指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看作人生真义，并以自身的有限力量来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种思想。“平民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创造力，强调个人的价值，肯定人的现实成就和生存快乐，这种思想具有一定的妥协性，它的行为方法的特征是改良。西方“存在主义”所宣扬的个人自由，“后现代主义”的“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思想，便体现了一定的平民主义思想。中国宋、明期间，由程颐、程灏强调“帝王之道”、“天下大道”，到王心斋强调“百姓日用即为道”，从朱熹强调“义者，宜也”到李卓吾强调“义者，利也”，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从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平民主义的转变。而所谓“英雄主义”则是指认为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与征服力，并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一种思想。“英雄主义”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集体的力量与价值，具有抗争性，它的行为方法的特征是革命。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的“没有上帝也要给自己造一个上帝”、卢梭的“你不自由，我强迫你自由”思想，甚至后来尼采提出“上帝死了，世界需要超人”思想，读市、都是一种英雄主义思想，尼采所说的“超人”，就是具有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就是认为人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和征服力，并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人。中国民族革命时期，那种十字街头的抗争精神，体现的也是一种英雄主义精神。在政治上，人本主义思想体现为民主主义，体现为自由、平等；然而在道德上，人本主义英雄主义与人本主义平民主义则有所区别，人本主义英雄主义在道德上强调理想主义，强调重义轻利、大公无私，而人本主义平民主义在道德上则强调消费主义，肯定人的生存快乐，强调“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当然，像“尊老爱幼”、“孝敬父母”这些道德观念，却是为人本主义、神本主义甚至物本主义思想所共有的。
“精神现象”作为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形态，他们之间只存在彼此的差异和不同，而不存在发展。我们只能说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三种不同的精神现象、不同的精神存在形态，而不可以说某个人、某个社会的精神现象由物本主义发展为神本主义，或由神本主义发展为人本主义。要说发展，只能是人和社会的思想的发展，某个人或者某个社会的思想，是有可能由物本主义思想发展成为神本主义思想，或由神本主义思想发展到人本主义思想的。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作为三种精神存在形态，他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作为三种思想形态，它们之间却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英雄主义”
和“平民主义”都属于人本主义的范畴，“英雄”来自于“平民”，但在特定的情境下，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英雄主义之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英雄”只要走上神坛就会变成“神”，同样，物本主义与人本主义平民主义之间也没有不可逾越的屏障，“平民”如果失去理性的支配，便会不可避免地滑向物本主义。
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
我们说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三种精神现象在任何一个社会都同时存在，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它的重点却有所不同。
根据这三种思想形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影响作用的不同，大致可按历史沿革的先后，将人类社会划分为物本主义社会、神本主义社会和人本主义社会。人来自于动物，而又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类社会在实践中逐渐具有了理性的认识。但在史前的初民社会，由于人刚刚从动物中脱胎出来，人类的生存条件还十分恶劣，所以那时的社会思想主要还是物本主义的弱肉强食思想，那时人们追求的还是即时的身心满足，所以史前的初民社会，大致上说，还是属于物本主义社会。虽然当时在一个“氏族”或“部落”内部，人们已经能够认识到人伦道德，但在“氏族”或“部落”之间，仍然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弱肉强食思想。我们说人来自于动物，但由于人在成为人的过程中，自身的力量还很薄弱，因而必须依靠一种“神”的力量的庇护，才能确立其作为人的地位。当时，“神”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尽管“神”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它却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依托。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这种“神”的力量又逐步得到了加强，出于人们对“神性”的膜拜和对“神权”的畏惧，“神性”
逐渐取代了人的动物本性，“神权”也逐渐取代了初民社会的人伦道德，这样，人类社会便逐步由物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神本主义社会。
当然，人类社会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物本主义社会到神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至少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同样，神本主义社会到人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也需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在完成由物本主义社会到神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之后，初民社会无秩序的弱肉强食状态被神本主义的专制主义所取代。至于物本主义社会开始于何时，今天已无史可考，但物本主义社会何时被神本主义社会所取代，却还是有迹可寻的。在西方，神本主义社会的形成时期，大约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所记载和反映的年代，亦即公元前11世纪左右。《荷马史诗》所记载的希腊城邦的王位继承权和《希腊神话》所反映的宙斯的神权统治，多少体现了一种神本主义社会的缩影。但在严格意义上，真正完全符合神本主义社会的特征的，应当是西方中世纪教廷的神权统治时期，这个时期西方社会所实行的完全是神本主义思想的统治。在中国，《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记载的史前社会，大多仍旧属于物本主义社会，即便是在所谓的“炎黄”时期，那段部落混战的历史所反映的仍是物本主义的弱肉强食的历史。而中国的物本主义社会到神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有史可考的，则要追溯到封邦建国制的开始，这一记载最早可见于《尚书洪范》：“帝乃赐禹洪范九畴。”由此可见，在禹的时代，天下依九州而治，九州也亦九个邦联国家。而至少从夏启开始，就在他的统治区域内实行了神本主义的专制统治。这种封邦建国的制度一直被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所说的“周礼”，其实就是周代君主实行专制统治而制定的神本主义道德伦理。到了秦以后，中国社会所实行的是更加严格意义上的君主专制的神本主义统治，中国的这种神本主义思想的统治一直延续到了清末甚至当代。
神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够取代物本主义社会而实行神本主义思想的专制统治，是因为在物本主义社会的时代，人刚从动物中脱胎出来，自身的力量还很薄弱，人们出于对“神性”的仰服与对“神权”、“神”的力量的畏惧，使那个时代的人逐渐沦为了“神”的奴隶。但在经过漫长的神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之后，人的力量得到了逐步的壮大，人们对“神”的权威性日益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人的理性认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思想逐渐发生了由“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转移，人们反抗与挣脱“神权”统治的愿望日益增强。在此情况下，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边逐渐取代了神本主义的“天理”和“教条”，一旦历史条件成熟，人本主义社会就必然会取代神本主义社会，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就是从物本主义社会到神本主义社会，再到人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可以看作是历史逻辑的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中的特殊现象和可能存在的交叉反复。就人本主义社会而言，平民主义是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在和平年代，应当以平民主义思想作为社会思想的基础；而英雄主义则是人本主义社会的非常形态，在战争时期或灾荒年代，则必然以英雄主义思想来唤起人们的抗争意识。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种精神现象在任何个人和社会那里也都是交叉发展的，不应忽略其它两种思想形态。
神本主义社会向人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可能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革命，一种是改良，也即一种是英雄主义的方式，一种是平民主义的方式。革命即是破坏一种旧的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它带有破坏性和建设性这双重特征，强调社会的突变。革命是英雄主义的行为方法。而改良即是指改变社会发展中不适合时代需要的成分，使社会的秩序朝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善，它只具有建设性的特征，强调社会的渐变。改良是平民主义的行为方法。革命具有抗争性，而改良则具有妥协性。我们知道，在西方文艺复兴以后和启蒙运动时期，人们提出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具有人本主义性质的思想，来反对教庭的专制统治，但在不同的国度，人们却选择了不同的方法。17世纪的英国革命失败以后，人们选择的是一条改良的道路，与复辟王朝达成妥协，从而通过几百年的时间，把英国引上了今天的人本主义道路。而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则是以英雄主义的思想来倡导革命，伏尔泰、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想，在本质上属于一种英雄主义的思想，正是由于他们的思想的影响，使法国革命从1789年罗伯斯庇尔开始，至少延续到拿破仑三世被俘。在启蒙运动之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法国社会的反复交替之中，直到本世纪中页。法国社会才在真正意义上进入人本主义社会。中国社会虽然在晚明曾产生过李卓吾、王心斋等人的那种平民主义思想，但这种新生的思想很快就在朝代的更替中被扼杀。晚清以来，从龚自珍到康有为，社会改良思想虽也曾一度使人心醉，但在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中，社会改良思想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社会需要的是英雄主义的方法，而后来的中国民族革命，选择的也是英雄主义的方法。我们说革命和改良都是实现由神本主义向人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方式，但人本主义英雄主义的革命，也很容易会跨过它和神本主义之间的界限，成为神本主义社会改朝换代的手段。
作为人类社会的三种不同的精神存在形态，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三种“精神现象”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不存在由一种精神存在形态到另一种精神存在形态的发展。但作为人类社会的思想发展的，并且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些思想形态所体现的特征重点也会有所不同。譬如物本主义思想在史前的初民社会主要体现为弱食思想，而在当代社会则可能主要体现为纵欲主义、价值虚无主义思想；神本主义思想在西方中世纪主要体现为对某种“天理”、“教条”的盲目遵从，而在当代则可能体现为另一种形式的专制集权统治思想。根据人类社会的三种不同的“精神现象”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也是不同的，物本主义社会、神本主义社会和人本主义社会这三种社会形态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三种不同的社会存在形态，它们之间也不存在由此及彼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由一种社会形态取代另一种社会形态，而不可能由一种社会形态自身发展成为另一种社会形态；社会历史的发展只能是社会思想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发展，而不是社会存在形态的发展。譬如在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只能是神本主义社会取代物本主义社会，或人本主义社会取代神本主义社会，而不可能是物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成为神本主义社会，或神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成为人本主义社会。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交替过程中，社会思想的发展也在起最重要的作用。
但如果我们从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的交替这一点上看，人类社会的历史亦不能说是“进步”的，而只能说是“不同”的，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一种社会形态的性质，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走向平民主义的时代
平民主义作为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也即意味着，在和平年代，在社会常态下，人本主义社会指的就是平民主义社会，而非英雄主义社会，英雄主义只适合战争时期和灾荒年代这些非社会常态的时代。
这是因为，在战争年代，社会需要的是对抗和革命，需要的是毁坏一个旧的社会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在灾荒年代，社会需要的也是一种对自然的抗争精神，因此它们都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强调集体的力量与价值，在战争和灾荒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只有依靠英雄主义的思想，才能对这些社会的非常形态发生有效的作用。但在和平时期，在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下，社会需要的已不再是抗争和破坏，而是建设，需要的是个人的创造力对社会的贡献和肯定个人价值、肯定人的现实成就和生存快乐、民生幸福，需要的是改变社会发展中不适合时代需要的成分，而使其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这种社会改良的方法。因此，在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下，这种妥协性也就成了平民主义的一种美德。当然，即便是在平民主义社会，英雄主义思想中的某些有益的成分，例如集体主义精神、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肯定思想，也还应该预以恰当地保留。而事实上，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只存在唯一的一种社会思想，而完全取消其它社会同时发生作用。
而在平民主义社会发生最主要作用的，则是平民主义的社会思想。在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下，发生最主要作用的，也就是这种平民主义的社会思想。
西方社会的平民主义思想，体现在人本主义的社会改良思想中，经过近一两百年的努力，大多已成为或正在走上平民主义的社会轨道，从而进入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发展。而中国社会的神本主义思想的统治，却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这较之西方的人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则显得缓慢而又复杂。虽然在五四时期也曾提出“民主”、“科学”这些带有人本主义性质的思想，提倡过“个性解放”，但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处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民族解放”的任务比“个性解放”更为重要，民族革命的任务迫在眉捷，因此五四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英雄主义的思想，而这种英雄主义思想也正是当时的民族解放所需要的一种思想。正是因为这种英雄主义的作用，使中国的民族解放取得了成功，也正是由于民族革命在英雄主义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以后，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英雄主义思想都一直在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而存在。我们说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思想与神本主义思想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英雄主主铁革命很容易使社会再次走上神本主义的道路，本世纪的中国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建国后的英雄主义时代事实上又是一个“造神”时代，革命成功以后，“英雄”再次走上神坛。因此，建国后的中国社会的思想主要体现着英雄主义思想与神本主义思想的共同作用。神本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即是所谓的“造神运动”，而英雄主义思想则主要体现为对集体主义精神的过分强调，对革命力量的过分强调和经济上计划配制。因为对革命和对抗的过分强调，就必须充分依靠集体主义的力量，而计划经济正是集体调节的一种手段。这种英雄主义和神本主义思想的共同统治，在建国以后，至少延续了整整30年报时间。直到本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才被逐步接入到世界的平民主义社会轨道上来，才逐渐开始自己的人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发展。
中国社会在实现由神本主义社会向人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之所以较之西方社会显得更为复杂与缓慢，简单地说，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西方的神本主义文化在经过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的融合后，形成的是一种彼岸性的、具有超现实性的“神崇拜”，而中国的神本主义文化在诞生之初就形成的是一种此岸性的、具有一定现实性、世俗性的“祖先崇拜”，西方神本主方文化中的“上帝”并不是西方人的祖先，而中国神本主义文化中的“炎黄”等神圣人物，则都是自己的祖先。这种文化背景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从神本主义社会向人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则更加困难。西方在从神本主义社会向人人本主义社会转变时，根据现实的需要，可能通过对“神‘的否定甚至亵渎，来使社会意识发生从”神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变，可以宣称”上帝死了“，从而废默”神性“和”神权“.但如果”神“不是彼岸的”上帝“，而是现实中的自己的祖先，人们也就不大可能允许对他进行否定甚至亵渎。”神崇拜“使人们的精神依托体现为一种彼岸关怀、终极关怀，”死后灵魂才能升入天堂“，但在现实中，人们则还可能有违背”神“的意志的余地；而”祖先崇拜“则使人们的精神依托体现为一种现实关怀、世俗关怀，人们不可以违背自己先人的意志。从社会的文化心理上看，这种”祖先崇拜“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守旧心理、从众心理，而很难产生像西方的”
神崇拜“给人们带来的那种朝圣探幽精神和冒险精神。正是因为这种守旧心理、从众心理的作用，中国才会有那么多的复古思想，才会把孔子尊为”玉圣先师“，才会把儒家典籍奉为”天理“、”教条“，处处到古人那里去寻找行为的根据；也正是因为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积重难返的守旧心理和从众心理的作用，使韩非子的”不期修古、不法长可“的思想在中国缺少生存的土壤，甚至直到当代，中国社会还常常把古人、先人甚至某些外国人的思想奉为经典。在这种思想文化背景的作用下，中国社会从神本主义社会到人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则必然比西方要缓慢和复杂得多。
我们已经说过，从神本主义社会到人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有两种方式：革命和改良。革命是寻求突变，寻求破坏旧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而改良是渐变，是逐渐改变社会发展中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成分，而使其适应时代发展的方向。突变就是试图突然中止长期形成的某种社会秩序，而以一种新的秩序来取代它。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内，革命可以改变一种社会秩序，但它并不能彻底革除人们文化心理上的积累，一旦社会稳定下来，人们的那种积重难返的文化思想又会卷土重来。即便是在西方社会，人本主义思想反对神本主义思想统治的革命，也不可能一下子取得成功，更何况在中国这样的有着传统守旧心理和从众心理的民族。因此，本世纪的中国革命虽然取得了成功，但它并未实现革命的彻底性，革命成功以后，社会所实行的仍是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思想的共同统治。六、七十年代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
企图实现“社会思想的改造”，但历史告诉我们，那只是一场灾难。
我们说改良是寻求渐变，它并不试图中止某种长期形成的社会的秩序，它只要求改变社会发展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成分。从社会的思想文化心理上看，人们也容易接受社会思想的逐渐改变，人本主义思想、通过改良的方式对神本主义的社会思想进行逐步地渗透，从而不需要进行革命和破坏，就能实现对神本主义思想的取代。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有着传统守旧心理和从众心理的民族，只有改良才是它实现从神本主义社会向人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革命都是失败的，只有改良才是可行的”，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当代的社会改良是从80年代初开始的。这是一次具有建设性和重要历史意义的社会改良。经过近20年的努力，它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诸多不合理的成分，把社会意识的重心从革命斗争扭转到了社会建设的轨道上来，改变了英雄主义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以更适合于当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来取代它。市场经济强调平等竞争，提倡人的参与意识，因而也就必然肯定人的现实成就和个人价值；这次社会改良的目的，则是要创造民生幸福，所以它必然肯定人的生存快乐。并且，这次改良所选择的是逐步渐进的方式，而不是过去的那种突变。所有这些，都符合平民主义的社会特征。因此，应该说中国当代的社会改良是朝向平民主义社会的改良。在具有传统守旧心理与从众心理的中国社会，这种渐进性的改良则具有更为充分的现实意义。我们已经说过，人类社会的神本主义的历史必将为人本主义的历史所取代，就人本主义社会而言，英雄主义的革命只适合战争年代，在战争时期必须肯定革命，只有革命才能使战争取得胜利，但在革命取得成功而进入和平年代后，社会则应当倡导平民主义的改良，社会发展中总会有一些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成分，它必须依靠改良来得以完善，革命在中国民族解放中的功绩不可否认，但在当代社会，却更不应该忽视改良的意义，因为只有充分地重视社会改良，才能攸中国社会进入平民主义社会、进入人本主义社会的常态。而事实上，当代社会的现实已经为此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看，一种社会的性质，主要体现为某种精神存在形态和社会思想形态在这一社会的作用，一个社会所具有的某种广泛性的社会思想，就是这个社会的性质特征。我们说当代中国“改革”是平民主义的社会改良，主要体现在，当代社会对人本主义的民主权利的肯定，以体现平等原则的人本主义的“法治”取代神本主义的“人治”甚至“神治”，以平民主义的自由竞争观念取代神本主义的专制主义大一统观念，以体现平民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取代英雄主义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等等。另外，当代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肯定，对人的现实成就和生存快乐的肯定，对平民道德和消费主义观念的倡导，以及平民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等，也都体现了平民主义社会思想的蓬勃力量。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末的中国社会正在进入平民主义的时代，尽管当代社会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它们都将在平民主义的社会改良中逐步予以克服。并且中国社会目前已不存在那种从上个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中叶的尖锐的民族矛盾，当代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实现中国同世界人本主义社会的接轨，中国社会正在以对话、协调等具有建设性的改良方式走向自己的平民主义社会。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社会，必将进入真正的人本主义平民主义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