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教育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使孩子从小厌学，这已经是被我们的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
当孩子从早晨一睁眼就要准备考试、满足大人的要求时，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就变得越来越枯萎，渐渐丧失了原创能力。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文明，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虽然《义务教育法》有明确的规定，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不得通过考试或测试选拔录取学生，但“小升初”的考试仍然屡禁不止，或有变通的“推优入学”制度，造成教育的不公平。许多家长，从孩子一入小学就开始为“小升初”做准备。哪怕是反对应试教育的家长，也顶不住这种升学压力。
应试教育摧毁了孩子们的童年，使孩子从小厌学，这已经是被我们的社会普遍承认的事实。但是，仍然有些人认为，这样的严格训练，有助于孩子们从小打好基本功，在未来的竞争中先声夺人。真是如此吗？实际上，最近几十年国外的一系列教育学研究和心理学实验证明，以考试为中心的学习方法，会让人越学越笨。
美国心理学家Richard Ryan和Wendy Grolnick曾经对小学生做过一次实验。孩子们被随意分成两组，阅读适合他们年龄的两篇短文。一组孩子被告知，读完后将有针对性的测验、打分。另一组孩子则没有这种负担，可以随兴阅读。专家们事后对两组孩子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过程进行检测，结果发现：随兴阅读的孩子，比起为了考试而阅读的孩子来，对文中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要深入得多。一周后再进行考察，发现两组孩子对所阅读的文章都忘记了许多。但是，为考试而阅读的孩子忘掉的东西比起另一组孩子来要多得多。
另外一位心理学家Edward L. Deci在1969年还进行了一次略为抽象的心理实验。他把随意选出的大学生分成两组，玩一种叫Soma的积木游戏。这种玩具可以拼组成不同的形状，玩到复杂时非常具有挑战性。两组学生要花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按照规程玩这种玩具。第一组被告知，他们每按纸上的图案拼组成一个形状，就能挣一美元。按照1969年的物价，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钱。另一组学生则没有任何奖励。半个小时一到，主持实验的人告诉大家：“请等一下，我出去几分钟印出有关问卷，请各位填写。”但他出去后并非印制问卷，而是通过秘密观察孔看看屋里的动静。结果发现，拼组一件能挣一块钱的学生，基本就不接着玩儿了。而那些没有挣到钱的学生，许多反而是欲罢不能，用这些积木堆造成许多意想不到的形状。
Edward L. Deci把这些实验结果归结到一个问题：是什么能有效地驱动人们的行为？是内在动机，还是外在控制？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的心理学，大致被斯金纳所代表的“行为主义”所主宰。其核心理论是：人的行为是被环境的“强化效应”所塑造的。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惩罚，你就本能地回避这种行为。相反，你的某种行为一旦受到环境的奖励，你就会重复这种行为。通过考试、升学等各种奖励机制激发学生努力学习，也建筑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
战后美国心理学的主流，则推翻了这种行为主义的统治，“积极心理学”由此崛起，并深刻地影响到了教育领域。从“积极心理学”的立场看，“行为主义”的环境强化论，着眼于外在控制，避而不谈内在动机，或把内在动机简化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上述这些心理学实验证明，人的动机一旦被简化为对外在控制的反应，人就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动物，即使自己希望达到外在的期求，也往往力不从心。而从外在控制中获得充分自由的人，则有更多的自主性，更可能被内在动机所驱动，结果达到一种高度警觉、好奇、兴奋、乃至狂喜般的升华境界。
孩子的天性本来就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就像玩那组积木，他们可以不停地玩下去，乃至不去吃饭，不肯按时睡觉。这种“贪玩“，属于主动的行为，是人类创造性的基础。但是，以考试和升学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则彻底摧毁了这种主动性。
我在美国长大的女儿，没有“小升初”的压力，到十岁时居然连乘法口诀也不会背。朋友听了吃惊、摇头，我们则不以为意，只是告诉她：现在是记住乘法口诀的时候了，否则一些数字游戏都无从下手。后来我们搬家，她进了一所顶尖的公立学校，因为数学不行，开始时还需要特别帮助。但是，仅一个学期不到，她就成了班上顶尖的学生，对数学越来越有兴趣。如今她满了十一岁，两个多月的暑假本准备彻底“放羊”，反正她没有课就在计算机前写小说。但看到她对数学已经发生了兴趣，就让她上了一周两次的“俄罗斯数学”班。第一天开课，我们事先连学费也没有付。第一堂课完了以后，妈妈赶紧问：“你喜欢吗？想上这个班吗？”女儿兴奋地直说喜欢。这样我们才付了学费。过去，我们早晨醒来下楼，总看到女儿在那里写小说。现在一觉醒来，则经常发现她在演算数学。她现在的程度，肯定和国内“小升初”“奥数狂”中的孩子相距甚远。但是，人生长着呢。只要她有这种内在的动力，早晚会追上来，而且会学得更好。
当孩子从早晨一睁眼就要准备考试、满足大人的要求时，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就变得越来越枯萎，渐渐丧失了原创能力。我们整个社会、整个文明，都要为之付出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