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催眠疗法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就有必要简单地回顾弗洛伊德发现催眠疗法的过程。实际上,这一过程并不是从一八八五年秋至一八八六年二月的巴黎之行,而是从大学时代对催眠术的观察开始的。而从一八八二年起,弗洛伊德与布洛
约瑟夫·布洛
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不仅是维也纳的著名医生,而且也是卓越的科学家。弗洛伊德曾说,布洛伊尔是一位“富有多方面才能的人,他的兴趣远远超出他的职业活动的范围”。“他虽是一名家庭医生,但他也有过一段科学研究的生涯,而且写出了好几部关于呼吸器官和平衡器官的生理学著作,具有永久性的价值。他是一个才赋极高的人,年龄比我大十四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亲密起来,而他也终于成为我的知友和我患难中的援助者,我们共同分享彼此在科学上的兴趣。当然在这种关系中,获益的首先是我,不过,后来由于精神分析的发展,使我失去了他的友谊。要我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实在令我为难,但为了真理,我终于不得不牺牲了他的友谊。”这指的是以后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分歧。但即使这样,弗洛伊德也始终高度评价了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本身的影响的价值。
布洛伊尔早在青年时代,就在埃瓦尔德·赫
布洛伊尔是赫尔姆霍兹的忠实信徒,也很崇拜歌德和费希纳这两位作家。
弗洛伊德是在七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布洛伊尔相见的。当时,他们都在生理研究室。由于思想观点的一致,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弗洛伊德甚至用布洛伊尔的妻子的名字安娜给他的大女儿命名。
从一八八零年十二月到一八八二年六月,布洛伊尔就已经给一个女病人安娜·奥治疗歇斯底里症。后来,在医学史上,它成为了划时代的著名病例。这个女病人原名柏达·巴本哈因姆(1859—1936年);她是布洛伊尔首创的“涤清法”的第一位受益者。她原是一位聪明伶俐的姑娘,她患病时才二十一岁,她的病是在她去服侍她衷心敬爱的父亲时开始发作的。布洛伊尔第一次接触这个女病人时,她的临床症状极为复杂错综,包括全身痉挛性麻痹、精神抑制和意识错乱等。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布洛伊尔发现,如果能使她用言语表达出她在病症发作时的那些笼罩着她的幻想和妄念,就能去除她的那种意识错乱状态。由于这一发现,布洛伊尔终于创造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法。依据这一方法,把她催眠到很深的程度,然后要她告诉他:每次发作时压迫着她的心灵的,到底是哪些念头。就这样,布洛伊尔用这种方法,克服了她那反复发作的抑郁性意识错乱,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为她解除各种抑制和肉体上的毛病。她在清醒的时候和别的病人差不多,说不出自己病源的所以然来,也无法指出这些症状和她生活上的经验有任何关连,但是一被催眠,她马上就能认出原先弄不清的关系来。事实上,她的一切症状,都和她服侍父亲时所经验的故事有关,换句话说,她的每一个症状都有它的意义,都是些情绪状态的回响,十之八、九都是她在父亲病榻之侧所兴起的一些非压抑下去不可的念头,或冲动转移成症状性行为的结果。但是,任何症状都不是单一性的、有伤害性的情况的产物,而是由好些类似的情形累积形成的。所以当一个病人在催眠的虚幻状态之下,回想起某一情景,而达到自由表达其情感、或表达原先被压抑的心智行为的目的时,症状就自然消失而不再出现。经过长久而辛苦的努力之后,布洛伊尔终于能用这种方法治愈那位病人。事实证明,那位女病人复原之后,一直都很好,而且能担任繁重的工作。
上面所说的那种让患者自己用言语表达幻觉的方法,布洛伊尔称之为“谈话治疗法”或“烟雾扫除法”,后来,布洛伊尔把这一方法简称为“涤清法”或“净化法”。布洛伊尔发现,在采用“谈话治疗法”时,病人会忽然忘记自己的祖国的语言——德语,而只能讲英语。这就说明,在催眠状态下,患者失去了自控能力,恢复了受到多种压抑的、难以在正常状态中表现出来的原始意识状态。在催眠状态下,她正常使用的因而也在正常情况下占据压倒优势的语言——德语,反而被压抑了;而原来被压抑的异邦语言——英语则反而上升为主要语言。这一例子说明,在人的正常精神状态背后,在意识的深层,存在一种原始的意识形式。
当布洛伊尔把安娜·奥病例告诉弗洛伊德的时候,他发生了兴趣。那是
等到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才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奥病例。这时候,弗洛伊德已从沙考特那里学到有关治疗歇斯底里病症的方法。弗洛伊德回维也纳以后,表现出他既尊敬老师又不迷信权威的态度。沙考特对安娜·奥并不感兴趣,但弗洛伊德能应用沙考特的研究成果去研究沙考特所不感兴趣的对象。不仅对沙考特,对布洛伊尔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深知布洛伊尔是第一个发现安娜·奥病例的人,也是第一个用催眠法治疗安娜·奥病例的医生。但弗洛伊德并不满足于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发现了催眠疗法的奥秘,揭示出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的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是这样论述自己对布洛伊尔的催眠疗法的认识过程的。他说:“在这个病例的催眠治疗的过程中,一直有一道晦涩暧昧的帷幕挂在那里,而布洛伊尔则一直没有把它揭开过。我想不通,为什么布洛伊尔不肯为科学进一步尽力,而把那些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发现瞒着我那么长时间。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布洛伊尔在一个病例上所发现的,到底能不能推而广之,普遍地应用到别的病人身上?在我看来,布洛伊尔的这些发现,既然具有那样重要的特性,如果真的在一个病例上应验过,我就不相信它对别的歇斯底里病人无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经验,于是我就在我自己的病人身上尝试应用布洛伊尔的方法。”(弗洛伊德《自传》)
弗洛伊德一向有这样的作风:他学习别人的成果时总是很谦逊;但他永远都把学习别人的长处当作迈入新征途的第一步。如果经过思考和观察以及实践,发现已有的成果的不完善性时,他马上又毫不犹豫地跨上骏马,再次奔向新的更高的目标。
他经过自己的治疗实践和研究,经过他的反复比较,发现了催眠术暗示作用的有限性。当时,最令他困惑的是两点:第一,他不能使催眠术百发百中,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可以催眠成功;第二,他无法把每一个病人催眠到他所期望的那种深度。
为了使催眠术更臻完善,一八八九年夏,弗洛伊德亲自到法国南锡,试图向多年应用催眠术的法国医生们求教。在那里,他亲眼看到年老的法国医生李饱特不辞劳苦地深入到工人及他们的家属当中进行治疗的感人场面。他还亲自看到另一位法国医生本汉对病人进行的令人惊异的实验。在观察这场实验时,弗洛伊德再次受到一次深刻的启示。他在《自传》中写道:“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得知在人类的意识后面,还可能隐藏着另一种极为强而有力的心智过程。”弗洛伊德发现这一方法有很大的益处,所以,就说服一个病人,跟他一块到南锡去。就在这次治疗这位女病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本汉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
这位女病人同安娜·奥一样是一个极有才华的歇斯底里患者,也是一个出身清白的女人。因为她的病一直很难治好,所以她才转到弗洛伊德那里。弗洛伊德采用了催眠疗法,在她身上取得了一定效果,使她能多多少少地、勉强地维持自己的生活,使她从极其痛苦的可怜状态中超渡出来。但是,催眠疗法却不能彻底根治她的病,她的症状不时地复发。起初,弗洛伊德以为,这是由于自己知识有限,不能使催眠达到使她梦游或记忆消失的境界。所以,这次把她带到南锡,同本汉一起研究和讨论,并让本汉亲自地对她实行催眠疗法。结果,才发现,催眠疗法确实不能使她达到那种境界。本汉坦率地承认,他用暗示法所获得的成功治疗,也只见于住院的病人,至于他私人诊所遇到的病人则一样没有得到成功。
为了介绍催眠法和暗示法,弗洛伊德在一八八八年就已把本汉的有关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两大本巨著的第一卷翻译成德文。弗洛伊德还写了详细的序文。本汉的这本书叫做《催眠法、暗示与精神病治疗法》。与此同时,弗洛伊德还在《维也纳医学周刊》上发表了该书的详细摘要。弗洛伊德在该书第一卷序文中,还详细探讨了南锡学派(以本汉、李饱特为代表)与沙尔彼得里哀尔学派(以沙考特为代表)之间的分歧意见。弗洛伊德认为,沙考特等人的意见是比较正确的。他认为催眠法主要是心理方面的,而不是生理方面的,尽管其中包含着神经与肌肉的过度兴奋状态。
一八九一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失语症》一书,这本书是献给布洛伊尔的。这本书详细地总结了当时被公认的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的不足之处和缺点,在失语症的研究方面开创了新生面。这个学说假设大脑前额叶和颞颥叶的交叉部位是产生失语症的兴奋中心,弗洛伊德认为失语症是功能性疾病。在评论过程中,弗洛伊德列举了大量的病例,指出维尼克和李斯德海姆学说本身的矛盾性。他还指出,人的观念和记忆根本不是当时庸俗的“学者”们所断言的那样是什么“特殊的大脑细胞的造型”。
在同一年内,弗洛伊德还同他的朋友、同事奥斯卡·李合著有关儿童脑麻痹症的书籍,书中详细地列举了三十五个病例,这是迄今为止仍然是很有价值的临床实践总结。另外,弗洛伊德还为诺斯纳格编写的《医学百科全书》撰写论述小儿麻痹的文章。他的这些成就虽然是片断性的,但已显露出他的突出的创造精神。
几年的观察和研究,使弗洛伊德发现布洛伊尔的临床所见都可以在那些对这种治疗有效的歇斯底里病人身上找到。在弗洛伊德本人搜集了大量的类似资料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建议布洛伊尔与他共同合著一本书。布洛伊尔起先竭力反对,不过后来同意了。一八九三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发表了《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
过了两年,即一八九五年,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合著的《歇斯底里研究》出版了。
这本书是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这本书的出版,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弗洛伊德说,这本书的重点并不是描述歇斯底里病症的特性和各种现象,而是探索和寻求发生歇斯底里症状的最深刻的“源头”。弗洛伊德说,该书“只是把曙光投射在症状的源头上去,所以它特别强调情感生活的意义,以及分辨下意识的、意识的和能意识的精神活动的重要性。它假设症状起于某一个感触的压抑,从而提出了一个动力因素的概念。此外,它又认定同一症状是同一能量的产物或等价物;这同一能量若不产生这样的症状,也必然会用到其他方面去而产生相应的症状(后面所说的这个过程,就是它的所谓‘转换’)。这也就是所谓经济因素的概念。布洛伊尔把我们的方法称为涤清法。他解释说,这种涤清法的治疗目标,是要把走错了路线而造成症状的积累情绪,导引到一条能找到出路的正常道路上去。涤清法的临床效果相当良好,直到后来才知道它的缺点和各种各样的催眠治疗法的缺点是一样的……”(弗洛伊德《自传》)。
弗洛伊德在上面提到的精神活动的三种状态---下意识、意识和能意识是弗洛伊德所建立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分辨出精神活动的上述三种状态;分析它们的活动规律,发现它们在何种情形下相互矛盾、造成堵塞,又在何种情形下可以被疏导、解除受压抑状态;分析它们的正常状态是怎样演变成异常状态,即所谓“变态”。探索那些变态心理的产生根源、机制及其治疗方法等等,乃是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第一次提出来的,因而也没有人解决过的。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正是沿着这些线索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而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这些问题只是初步地提出来了,远没有彻底解决。
在《歇斯底里研究》中,弗洛伊德所用的第一个病例是
值得指出的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的合作发生了裂痕。弗洛伊德说,关于歇斯底里症与性欲的关系之最初发现使他“迈上了极其重要的一步,超越了歇斯底里的领域,开始探究那些常在门诊时间里来看病的所谓神经衰弱病人的性生活”。接着,他说:“由此,我开始有一个倾向,认定神经机能病毫无例外地都是一种性机能障碍,而所谓的‘实际神经质’即是这种障碍的直接的具毒性表征;‘心理性神经质’则是这类障碍的心智表征。”
在出版了《歇斯底里研究》以后,由于获得了性因素在神经质的病因中所占的重要地位这个结论,弗洛伊德曾在好几个不同的医学会中,宣读他研究这方面成果的论文。但所得到的反应只是怀疑和反对。而布洛伊尔虽然在开始尽全力地以他个人的影响力支持弗洛伊德,但不久也站在反对的立场上。
弗洛伊德研究一般神经系统疾病的另一个结果,是改变了涤清治疗法的技术。这个技术叫做“专心法”,这种技术是从本汉的观点得到的启示。按照本汉的看法,所谓催眠法就是把被压抑的、已经被遗忘的经验疏导出来。所以,弗洛伊德设想可以用“专心法”使病人回忆起被遗忘的事情,以便配合对歇斯底里的治疗。弗洛伊德发现了“专心法”的功效以后,慢慢地放弃了催眠术。所以,弗洛伊德所实用的精神治疗法是不断改进的,起初是“催眠法”,接着是在催眠法基础上的“涤清法”,然后是“专心法”。以后,我们将会看到,正是经历了这些不同阶段后,他才有可能通过梦的分析而终于创立独具风格的“自由联想法”,完成了他的“精神分析疗法”的系统化。
关于催眠术的缺点,最根本的是没有真正考虑到歇斯底里症背后的神秘力量的真相。弗洛伊德通过自己的临床实践经验,证明性欲和性冲动的正常与否在精神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弗洛伊德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进一步系统地研究了这个问题,就是在研究歇斯底里症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在医学史和心理学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精神分析学”这个概念。
弗洛伊德的《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的“精神治疗法”那一章,一般被公认为精神分析方法的开头。弗洛伊德经常用“精神分析”这个词,但他总是很谦虚地把他的在这个时期的方法称为“布洛伊尔的涤清法”。
“精神分析学”这个词是在一八九六年三月发表的法语论文中首次正式出现的;接着,一八九六年五月同一篇论文的德语版也正式发表了。弗洛伊德在
总之,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尽管在当时的医学界遭到了普遍的反对,但它开创了精神分析学的新纪元。它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人类历史上闪耀出来的第一道曙光。弗洛伊德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克服了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压力和生活上经济困难的打击;终于在他近四十岁时初步地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