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他的妇女观中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一句话。在主张男女平等的西方近代思潮来到中国以前，这句话常被曲解、滥用来做女人是祸水、要防范压抑女性、保证男尊女卑不被动摇的依据；在近代思潮来到中国之后，很多志在迅速改变中国男尊女卑格局的学者、甚至思想家把评论、抨击它的基础依然建立传统社会对它的曲解、滥用的基础上，而少有人专门回到孔子的人生历程和内心深处去深究它的真实内涵。特别是在以打倒和妖魔化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基调的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句话在绝大多数着述中更是孔子的典型“罪状”或“糟粕”。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中国作为世界主要力量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国传统文化以“国学热”和孔子学院在全球的大举兴办为明显标志正在重新显示它的魅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敬畏的态度来面对它，包括“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在内的孔子的妇女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评价也出现一个曲折的变化。兹列举六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及其言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吴虞在《对于祀孔问题之我见》一文中写道：“孔子既以女子与小人并称，故视妇女为奴隶，为玩物，主张多妻制。” [1]

　　30年代学者王向荣认为：“‘唯女’章，为有位者之待遇臣妾而发。《翼注》：御臣妾是小事，亦是大事。除却‘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八字，别无善处之方。女子小人，自宫闱之奄宦嫔妾，以及士大夫之仆婢，皆在其中。孔子此言，尚是为中等人说。用情不得中，非近则远，已有不逊与怨之害。若晋侯诡诸以骊姬乱国，叔孙昭子以竖牛败家，太阿倒持，贻害家国，则尤覆辙之可为殷鉴者也。” [2]

　　在1962年写成的《论语别裁》中，南怀瑾认为：“孔子说女子与小人最难办了，对她太爱护了，太好了她就恃宠而骄，搞得你啼笑皆非，动辄得咎。对她不好，她又恨死你，至死方休，这的确是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天下难事。但问题是，世界上的男人，够得上资格免于‘小人’罪名的，实在是少之又少。因此，孔子这一句话，虽然表明上骂尽了天下的女人，但又有几个男人不在被骂之列呢？我们男士，在得意之余，不妨扪心自问一番。” [3]

　　蔡尚思先生在其新着中说：“这一章（指阳货篇）反映了孔子卑视女子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4]

　　台湾学者傅佩荣的解读是：“女子：古代女子没有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在经济上亦不能独立，所以心胸与视野受到很大限制。孔子说的是古代实情，今日看来已经不再适用了。” [5]

　　徐儒宗先生的专着《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6]是目前系统研究、阐释儒家妇女观最全面的力作之一，他在书中引证大量资料，用了75页的篇幅系统论述了孔子的夫妇观，最后把其婚姻思想归纳为如下精神：“夫妻关系是人伦之始、王化之基，要使社会稳定发展，首先必须从善于处理婚姻问题入手：婚姻应以自由恋爱而产生的感情为基础，择偶标准应以才德为重，才有利于建立起和谐的夫妻关系；为了维护正常婚姻，必须重视男女有别；为了保证优生子女，必须禁止近亲通婚；夫妻间应该互敬互爱，互相忠贞，白头偕老；万一关系确已恶化，也不应反目成仇，而是应该本乎仁恕之旨，采取文明方式分手。——在这种婚姻思想中，既无重男轻女内容，也无从一而终之说，更未赋予丈夫高于妻子、奴役妻子的任何权力，而是主张夫妻平等相待。这种婚姻思想，即使以现代的观点看来，也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而进步的。尽管孔子也曾说过‘男女授受不亲’（此话不是孔子说的而是出自《孟子?离娄上》——笔者注）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话，有其消极影响，但对于他所创建的整个婚姻思想体系来说，不过是白璧微瑕而已。”他接着指出，孟子“在夫妇之间仍然没有尊卑主从之分。”是荀子首先片面要求妻子“夫有礼则柔从听侍，夫无礼则恐惧而自悚也。”（《荀子·君道》）背离了孔子的原意而造成了夫妻关系的不平等。韩非子、董仲舒、《白虎通义》和宋儒一步步强化男尊女卑的专制主义伦理思想。“今人不察，竟把战国以来这一系列完全背离孔子换因思想的发展过程胡乱算在孔子的账上。岂不谬哉!”

　　这六个名家的论述可分四种倾向：吴虞和蔡尚思：否定；南怀瑾、傅佩荣：和稀泥，主张情有可原或与男人比也无可厚非；王向荣：肯定，他认为是孔子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今人的告戒；而徐儒宗则认为是孔子整体妇女观中的白璧微瑕，也就是认为我们评判孔子的妇女观不应主要以这句话来下定语。

　　（按：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解释这句话的内涵说：“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临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7]实际上王向荣只不过坚持和发挥了朱子的观点而已。）

　　我认为，以上评价，就单独对这句话的解读来看，以王向荣先生的评价相对最为客观、中肯；就全面厘清孔子妇女观的研究路径来看，徐儒宗先生的思路是相对最科学的。但进一步深入研究，我想作一点更正：孔子“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针对的不是“中等人说”，而是他针对君主和执政者的大量前车之鉴并希望对他们施加正面影响而说的；在整体上，面对女性：孔子是温和的人本主义者。特作如下论述。

　　纵观孔子的有关着述和生平记录，小人和君子总是作为相互映衬的道德修养的两端一起出现；孔子说的小人主要不是一个身份的概念，而是一个道德评价的概念。“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段话出处没有语境交代，从孔子的生平来看，应该是他结合了春秋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大量君主或执政者因为在政治生活中处理不好与身边佞幸、女人关系而危害国家甚至自身的不绝如缕的政治现象的一种感叹。根据《史记》的世家部分记载(司马迁的这些记载的素材又主要来自《春秋》和《左传》)，留下这样教训的君主至少有：

　　齐襄公、齐桓公、齐懿公、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8]；鲁惠公、鲁桓公、鲁庄公、鲁闵公、鲁文公、季桓子[9] ；燕惠公、燕易王；[10] 蔡缪侯、蔡景侯；[11] 陈桓公、陈厉公、陈宣公、陈灵公、陈哀公；[12] 卫庄公、卫宣公、卫献公、卫殇公、卫襄公、卫灵公；[13] 晋献公、晋厉公；[14] 楚平王；[15] 郑庄公、郑厉公。[16]

　　对君主来讲，在一个人欲横流、纪纲荡然的乱世中，要在政治生活中处理好豢养在自己身边的道德修养差的臣僚和女人（如经常接近皇帝的宠臣、太监、宠妃）的关系，使之循规蹈矩，确非易事，春秋以来这种反面案例层出不穷；孔子这个感叹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感叹一样，都是对当时腐败堕落的政治与世道人心的总结与谴责。

　　就《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愤而离开鲁国而去周游列国的背景是：“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17]足见他对迷恋女色的政治家的绝望和厌恶。孔子于灵公38年来到卫国，俸禄如在鲁国，得到表面上的尊重。“后有隙，孔子去。后复来。”他对君主容易因亲近女人和小人而疏远贤能，并使自己或国家深受其害有切身体会。后来子路死于小人变乱朝政引发的卫国的政变，孔子深感心痛。

　　根据《史记》记载，学问广博、志向远大、才华出众、积极寻求入仕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孔子，一生遭遇的来自小人和无德女人的谗毁很多，正是这些谗毁与君主的贪婪、昏庸或政见差异相结合，使孔子一生仅在鲁国有短暂为官经历，在其他国家根本没有施展自己抱负的机会。如在齐国，当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政在节财”引起问政的齐景公的喜悦，将给他封赏时，首先遭到晏婴的诋毁，不仅如此，“齐大夫欲害孔子”，景公也以“吾老矣，弗能用也”表达了对孔子的冷淡，“孔子遂行，反乎鲁。” [18]经历夹谷之会和“堕三都”后，鲁定公14年，孔子56岁，孔子“由大司寇摄行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鲁国的这番大治景象，“齐人闻而惧”，定要使鲁国的执政者疏远孔子，他们的计谋是：“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及文马三十驷，赠送鲁君。结果，鲁君和执政的季桓子皆被诱惑，“往观终日，怠于政事”，他们对孔子也迅速冷淡。孔子只好离开，临行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虽以优哉游哉自我安慰，但孔子的失望和愤懑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季桓子听说了孔子的上述语言后，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首次到卫国，灵公为了表达表面上对孔子的尊重，给他与鲁国同样的俸禄，“居顷之，或谗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小人迅速左右了昏君，逼走了孔子。不久孔子回到卫国朋友蘧伯玉家，卫灵公夫人南子又派人来请孔子隔帷相见。“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孔子还曾引起楚国君主的重视，在孔子遣子贡使楚以后，“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便跳了出来阻止：他以孔子手下弟子人才济济，非楚王手下人才可比；周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等为由，谗毁道：“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结果是“昭王乃止”。[19]在鲁国，他尽管政绩斐然，依然被逼离开，而在其他国家，留给他的机会就是零，孔子对君主与这些小人和无德女人的关系怎么会没有感慨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感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难道不是可以理解的吗？至于后人要去曲解孔子思想的原意，责任也是孔子的吗？今人为何不正本清源呢？

　　值得注意的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句话是被编辑《论语》的孔门弟子们放在“阳货”篇的，而阳货这个人正是一个孔子讨厌的，由于主人（季孙氏）对他过于亲近，不仅“不逊”，而且事实上架空主人的一位犯上作乱的权臣。这是支持本文判断的一个有意思的旁证。

　　那么，孔子对妇女的态度在总体上究竟该怎样评判呢？

　　本文认为：如果归纳孔子对妇女的态度，那他就是一个主张区别评判不同女性类型（如诗经中对大禹之妃涂山氏之女、启母侨；商祖契之母简狄；周祖后稷之母姜远，文王之母大任等热情赞美；而对妹喜、妲己、褒姒等予以了谴责。《诗经·大雅·瞻卬》是这样评论褒姒的：“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非降自天，生自妇人。匪教匪诲，时维妇寺。”意思是这种倾城的哲妇和畸形的宦官一样不可言教，是“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两种“小人”──妇女中的小人和男子中的小人），但在总体上面对男尊女卑早已成型的现实社会，主张强势的男性要肩负起对弱势女性的道德、伦理义务的思想家；而在他追求的理想社会中，每一个妇女都应该得到来自父母、丈夫的爱和关怀，得到儿女的与父亲同样的尊敬的温和的人本主义者。

　　从人类思想史来看，几乎每一个伟大思想家的身上都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交融，这一点在孔子身上体现得尤其鲜明。在众所周知的《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憧憬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所旁及的妇女观是“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在他不得不接受的“天下为家”，但尚能“礼义以为纪”的“小康”时代，好的局面是礼义能够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也就是说，夫妻和睦相处是他最乐于见到的社会现实。这些言论，虽然没有对男尊女卑既定格局的指斥和否定，但更无对男尊女卑的丝毫鼓吹和推波助澜，而是一个有博爱情操的伟大思想家对妇女作为人的价值的温厚胸怀。所以我认为孔子对妇女的总体态度和立场显示他是温和的人本主义者。在相同时代的中国和世界，有谁对妇女的立场和观点比孔子更宽厚呢？

　　不少着述仅用或主要依靠“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曲解意来评判孔子的妇女观的确是简单轻率的。且不说用历史学中的“孤证不立”就可以发出置疑，只要我们放宽视野，根据更多材料和背景去审视去分析，便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孔子不可能是在当时的既定社会格局下鼓吹进一步歧视妇女的人，理由如下：

　　第一，孔子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颜征在把他抚养成人，凡是到曲阜孔庙用心参观过的人都能记得在大成殿后专门有祭祀她这位伟大母亲的专殿；在母亲去世以后，孔子不知父亲墓之所在，“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郰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20]他很小心谨慎地办好了母亲的丧事，使母亲能与父亲合葬在一起。可见他对母亲的敬重。从孔子启蒙、成长的人生历程来讲，怎能找到他们要坚决歧视一般妇女的动机和理由？孔子讲“大同”世界，讲“仁者爱人”、“仁政”，其对象从来就没有把妇女排斥在外。此外，孔子对男子讲孝道，从来都是把父母放在同等地位来叙述的：如：

　　《论语·学而》：“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21]

　　《论语·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22]

　　《论语·里仁》：“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23]

　　《论语·阳货》记载，孔子严重反感那位竟然质疑三年守丧制度的宰我，说他“不仁”，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24]

　   《诗经·小雅·蓼莪》歌咏父母的养育之恩：“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25]

　　第二，在《论语》以外，孔子的尊重妇女的言论或价值取向和夫妻双方互有权利和义务的思想长期被人忽略：如《诗经·小雅·棠棣》认为，一个理想的家庭，应该“妻子好合，如鼓琴瑟”。为夫者要克服大男子主义，“宜尔室家，乐尔妻帑”；《礼记·哀公问第二十七》载：孔子同鲁哀公谈论为政之本时说“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君子无不敬也，敬身为大。”尊重妻子应是天子与庶人一体遵循的道德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后来的孟子才说为妻者，“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这是当时合理的社会分工和既定的社会秩序。

　　放眼世界历史，在奴隶、封建社会，男尊女卑不是谁主张出来的，而是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以来就存在的。不仅中国男尊女卑，欧洲也是；不仅儒家男尊女卑，道家也是。

　　第三，每一个思想家的妇女观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应该来自他的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下面让我们举例说明孔子到底拥有怎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以及其价值观和人生观所派生的爱憎与心性。

　　孔子的爱憎与心性例之一：郑“声公5年，郑相子产卒，郑人多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 [26]

　　孔子爱憎与心性例之二：“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这条材料是可以证明孔子对妇女态度的重要依据，可一直以来却很少被人运用，真是咄咄怪事。

　　孔子爱憎与心性例之三：孔子对闵子骞孝敬后母的称赞：闵子骞，（前536--前487），名损，字子骞，春秋时期鲁国人，孔子高徒，在孔门中以德行与颜回并称，为七十二贤人之一。在《论语·先进》篇中，孔子称赞说：“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明朝编撰的《二十四孝图》，闵子骞排在第三，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先贤人物。

　　“关于闵子骞，民间流传最广的是‘单衣顺亲’和‘鞭打芦花’的故事。宋朝《说苑》里收入的《闵子骞单衣记》里说：闵子骞小时候，后母待他不好，冬天做棉衣，给两个亲生儿子用棉花做衬，而给闵子骞却用不能御寒的芦花。闵子骞终日冻得打寒战。有一次，闵子骞驾车送父亲外出，因寒冷冻僵了双手，屡次把拉车的皮带掉在地上，被父亲呵斥鞭打，结果衣破露出芦花。其父猛然省悟，回家想休妻，闵子骞跪在父亲面前哀求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规劝父亲不要休继母，而抛下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父亲见儿子如此知礼，就放弃了休妻的念头。继母也非常感动，从此以后，对待闵子骞如同己子，全家和睦。有诗赞曰：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后娘；车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济南时报》2009年8月17日）

　　孔子对忍辱负重尊敬后母的弟子的由衷赞叹特别反映出他对女性的深厚人本主义情怀。

　　第四，把自己或自己之直系亲属的爱女嫁给贤能而可靠的男子是春秋上流社会中有远见、有智慧者的行为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对女子的爱。先秦典籍和《史记》多有记载。如《史记》关于晋文公生平的记载是《史记》中最流畅、生动的部分之一，司马迁特别详细记录了昏君卫文公、曹共公、郑文公之辈鼠目寸光对流浪途中的公子重耳的不礼貌，更记载了英明君主齐桓公不仅热情款待重耳一行数年，而且“以宗女妻之”（此女非常可爱，导致重耳在齐国一待就是5年，“重耳爱齐女，无去心”。为了重耳返国取得政权，此女不仅激励重耳去建立功业，还与赵衰、咎犯共同灌醉重耳，载其迅速出发。成为晋文公一生中最动人的部分）、秦穆公更是“以宗女五人妻重耳”（后成为文公夫人。秦晋不幸发生殽之战，晋军俘虏了孟明视等三将，“文公夫人秦女，谓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将戮之。’公许，遣之” [27]）的远见之举。在论语和孔子世家中，与女人有关的内容很少，但却专门记载了孔子类似的行为：“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也就是说孔子把女儿嫁给了品质没有问题的公冶长。“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28]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29]孔子积极主动设法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品质可靠的南容。

　　综上所述，与孔子之前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相比，孔子都堪称一位温和的人本主义者。

　　注释：

　　（1）蔡尚思：《十家论孔》第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版

　　（2）王向荣编着《论语二十讲》（此书为王于1935年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所编之本科教材）第317页，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

　　（3）南怀瑾：《论语别裁》下册830-83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96年6月版

　　（4）蔡尚思：《论语导读》第163页，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1月版

　　（5）傅佩荣着：《解读论语》第27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1月版

　　（6）徐儒宗：《人和论——儒家人伦思想研究》142-143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

　　（7）朱熹：《论语集注?阳货第十七》

　　[8][9][10][11][12][13][14][15][16] [18] [19] [20] [26] [27]：司马迁.史记[M]（卢苇 张赞煦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471-477，482-486，488-489，492-493，496-497，500-502，512-525，533-534，548-549，591，596，589，553，521

　　[17] [21] [22] [23] [24] [28] [29]：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7，59，18-20，54-55，361，267，59，156

　　[25] 吴树平. 十三经全文标点本[Z]. 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 32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