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精神分析在中国能奏效吗？”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

　　我是一名精神病学家，在从事了精神病学的教学和治疗4年之后，我成了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一名学员。这是我的机会，也许是我的幸运，在第一次培训班上，我被分配到心理动力学小组。这是11年前的事了，我完成了研究院的所有课程，一直在心理动力学小组。我逐渐深深地投入到精神分析中。1999年，经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主席，马佳丽夫人和Alf.Gerlach博士的推荐，我在德国法兰克福西蒙?弗洛伊德研究院呆了大约11个月，在那里接受了心理分析的强化培训。连同我的自我体验在内，我和我的培训老师一起总共进行了109次访谈。

　　同时我继续进行精神病学方面的工作，我的病人主要是神经症、摄食障碍、睡眠障碍和其他非精神性心理障碍。

　　直到现在我不是任何精神分析协会的全职成员。今天我想讨论的是在我的精神病学实践中，我对中国精神分析治疗的理解，我的发言包括下面四个部分：

　　●精神分析治疗实践在中国的开展

　　●精神分析和中国哲学

　　●精神分析和科学

　　●中国精神分析治疗师的成长

　　上述论题可能太大，不可能在此深入讨论，仅是抛砖引玉，我们可以在今后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

　　精神分析治疗在中国的开展

　　正如大家所知，西蒙弗洛伊德在中国很出名。在不同的年代里他代表著不同的象征性意义，他的大多数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尽管对这些作品褒贬不一，他的影响涉及文学、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而在医学领域影响甚少，也就是说中国的患者没有从中受益。有几位先驱以心理动力学为取向，他们在治疗实践中应用该理论，如钟有彬教授、贾一成教授。但他们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

　　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精神分析被视为一种心理治疗。但如何进行，正如Kant所说：“没有理论的技术是盲目的，没有技术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自身的实践你永远无法想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和鸿沟有多大。

　　常常听同事们报道对治疗的失望。他们抱怨：“我在病人身上花了那么多时间，但好像没有任何变化”；“我的病人不再来找我，只进行了一两次访谈，他们就脱落了”。他们认为治疗甚至可能产生危害，“因为在童年时期迷恋你的父亲，所以你现在得了神经症”或者“我总是发现我的病人迷恋我，干扰我的治疗，我无法拒绝她，我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景，”等等、等等。

　　由于建立了分析性的场景，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频率，固定的地点，没有短期治愈的压力，保持被动但积极地聆听，有情感反思，对自我情绪敏感，渐渐地病人就会感觉安全，谈论任何想倾诉的东西，医患关系就越来越自然。通过这些访谈，对质、澄清、解释变得生动。除了表面症状，核心冲突浮出水面……。

　　举个例子来说，经某知名人士的介绍，一位女士在她的小叔子陪同下来到我的治疗室。病人讲述了许多OCD（强迫症）症状：洗手，100%的小心以避免所有穿黑衣服的人，黑衣服代表不幸……这已经持续了五年，最近加重，她不得不同她在日本的丈夫分居，回到了上海。

　　在初次访谈中我对她所讲述的家庭成员印象深刻，她说家人都对她很好，父母照顾她及她的儿子，她姐姐的家人……她一边流著眼泪，不时露出微笑。在第二次访谈中，我问她：“家人对你都很好，为什么你还感到难过呢，这是不是有点矛盾。”她哼哼没说什么，有点奇怪。然后我问她能否讲述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她讲述了她在给朋友打电话的时候，她父亲是如何谴责她的。她父亲说：“你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其他人都在忙于工作，你不应该打扰别人的工作，你应该在晚上给别人打电话”。问及她此刻的感受，她说“我父亲是对的，也许我真的不应该打扰别人的工作”。她赞同她的父亲。我说：“也许你的朋友很高兴你打电话给她，也许你不打电话给她，她也在和别人聊天，也许这不是打扰，而是乐趣。”病人回答：“嗯，我真的很想念她，我父亲对我有点严厉。”她开始反思她的情感，显示出一点点对她父亲的攻击性。但她感到愧疚，那天晚上她把整个治疗访谈的情况向她父亲做了汇报，说这不是她自己的意见，而是肖医生的看法……但是在以后的时间里，她向父亲汇报的越来越少。

　　半年以后的一次访谈中，她开始说：“我感到我是一个冷酷的人，我的儿子只有三岁，我常常想拥抱他，但我感到他不够干净，我得洗手。但也许我对我的儿子太冷酷了，没有母性……”。她渐渐地减少了对症状的关注，而增强了对内心情感的关注--现在她和她的丈夫、儿子在日本，不和父母在一起。

　　经过治疗实践，我们更多地了解了症状的意义，也了解症状与内心冲突的关系，更深刻地了解了人类。使我们的思维由普通内科医生的单向思维转变为双向思维，即病人永远不会处在被动位置上。

　　我记得同我的培训治疗师的一次访谈，经过他的解释我不由自主地说道：“现在我明白了人的内心世界有多么复杂，无意识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与你的整个人生和童年相比，用数年的时间来重建内心结构并不算太长。

　　只有经过你的实践你才能真正了解精神分析。

　　本次大会中，许多同行将报道他们的心理动力学治疗情况。毫无疑问，只有治疗师能够熟练地应用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的知识，我们的病人才能从中受益。

　　精神分析与中国哲学

　　在这一大题目之下，要想回答任何问题我都是无能为力的。但我希望能够朝著这一方向努力。现在，我想告诉你们在我头脑中出现的一些**联想。

　　按照文献的记载，**曾经对精神分析很有兴趣并非常好奇，他曾经请萧孝嵘对他进行过若干次分析。但其结果是失败的，**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精神分析不符合儒家思想。

　　在对西蒙弗洛伊德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了弗洛伊德给章士钊的一封回信，在这封信中同样对精神分析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可以肯定地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最重要的哲学之一，不过这一思想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像在古代社会那样起著那么强的主导作用了。但是，它对中国人共同的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塑造著整个社会和个体的超我。如果不懂得儒家思想，就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儒家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分析是相矛盾的：想象、个人主义，等等。

　　在此次大会期间，杨德森教授和张亚林教授将对道家思想与认知治疗的关系进行讨论。道家思想崇尚宇宙中的自然之道，解释了人们应如何顺应自然并以适宜的方式行事：如何在复杂和困难的情境中生存，如何保持健康的状态，如何做到益寿延年，如何快乐地生活，等等。道家思想对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影响更为深远。这一思想反映了中国人的防御机制。道家思想加强并提高了自我的机能。

　　佛教思想是另一种对中国人具有深刻影响的重要哲学思想。在上述三种思想中，佛教思想与无意识的关系最为密切，只不过采用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佛教思想非常清楚人类的驱力与需求具有多么大的威力和破坏作用。精神分析与佛教同样通过对个体内部世界的领悟进行工作，但其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不同的。

　　也许对上述哲学思想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作如此简单的联系是不合适的。我认为精神分析是通往人的深层内部世界的一个途径，但决不是唯一的途径。我相信有著深刻蕴含的中国哲学会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在发展空间，其同样也会对具有东方文化传统的其他国家产生类似的影响。

　　精神分析和科学

　　1999年秋季，德国的西蒙?弗洛伊德研究所的一些同事在聊天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精神分析是不是一门科学？”许多人立即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艺术。TOMAS?PLAENKERS博士说：“是的，精神分析是科学，但我们必须使其像一门艺术那样进行工作”。

　　在中国，也许不仅仅是在中国，许多医生包括精神病学家对精神分析持批评态度，他们对许多精神分析报告仅有一个案例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没有统计学意义，不具备科学研究的背景资料。认为这种治疗只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等等。当然这些人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进行过动力学心理治疗的实践。

　　精神分析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与这些国家相比，精神分析在我国的发展仅有十多年。我们还处于不具备第一代有资格的中国精神分析家的状态之中。对于精神分析是否在中国会像在西方国家一样具有同等效力这样的问题还为时尚早。但我们应该将这些问题铭记在心，至少应记住下列一些事实。

　　1999年10月21-24日，有关精神分析的长程治疗的国际大会在德国的汉堡举行。这次大会的主题集中在探讨长程心理治疗的疗效问题。会议中的一个报告按照科学研究设计的标准所做的研究对几百名经过一个阶段治疗的病人进行了调查。我对这一调查的结果印象极为深刻：在停止治疗三年多以后，80%以上的病人对精神分析治疗感到满意。

　　今年在NEWORLEAN召开的美国精神病学会（APA）年会的主题是：“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以及神经科学的整合--人的精神与大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这是一个象征，象征著精神分析在新世纪开辟了一个新**：在总体上发展与生物学的密切联系，特别是要与认知神经科学建立密切的联系。

　　上述工作将对我们中国的同行确认精神分析的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我相信，中国的精神分析师的工作在这一新的**里也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在这里我还想提出的是：如果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它应该适用于全体人类，包括亚洲人、中国人。这对我们是一个挑战，需要全世界的精神分析师共同努力去试验并证实这一点。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

　　在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GERMAN-CHINESE?ACADEMY）的近13年的工作中，100多专业人士已经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心理动力学课程的培训。其中有些人还在国外受到了进一步深入的培训。但是，与我国的12亿人口相比，受到培训的人微乎其微。在没有足够的精神分析工作者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目前在北京、上海、安徽、昆明、哈尔滨、成都等地已有心理动力学工作小组在活动了。所有这些小组成员在积极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著临床实践，学习精神分析理论，进行小组内部交流，并邀请外国专家举办讲座，提供督导。

　　我国的同行正在努力将其所学习到的东西与其日常工作实践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但是与国际标准的培训过程相比，仍然有著相当大的距离。目前我们至少面临著下列一些问题：

　　●下情上达不足，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地支持；治疗没有被纳入保险之列。

　　●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对精神分析理论及治疗进行研究培训。

　　●精神分析工作者几乎没有可能得到完全的自我体验机会（每周4次）。每一个从事此方面工作的人都知道自我体验对成为精神分析师的重要性，但在这一点上几乎是无望实现的。

　　●精神分析工作还没有得到其他专业人士的很好的了解，也没有得到公众主体的真正认识。

　　●缺乏中文版的有关文献书籍。

　　我们现在寄希望于开始按照国际标准进行的培训。因为我们所期望的治疗结果的多少是与合格的精神分析师的多少成正比的。

　　尽管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但我们已经开始迈步了。我要说的是，在培训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特别要感谢的是德中心理治疗研究院的支持。没有马加丽女士和这一研究院的支持，我国的精神分析领域不会有今天的发展。非常感谢所有对精神分析组进行培训的专家。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ANTJE?HAAG博士现在已经在上海的心理治疗与咨询中心工作，她将在那里停留4个月，进行精神分析的培训。我们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为她的精神所感动。虽然我已经说了这么多，可能仍然没有把我的问题讲清楚：精神分析在中国是否能够有效？尽管如此，我相信你们大家会同意我的这一观点的，即回答这一问题不是看口头的表达，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对此做出答复不应在今日，而应在不久的将来。

　　选自昆明国际心理治疗大会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