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爱情从哪里来？

    Person（1990）认为，爱情不是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是常见的，比如在中国和日本这种对组织忠诚的国家，爱情被看成是偏离常态。但在西方文化中，个体是很重要要的，若没有爱情对个体无疑是一种耻辱，对爱情的追逐也是对自由追求的一部分。Person认为，爱情只可能存在与重视个体的文化中，这些文化中积累着很多关于爱情、本能和文化生活的神话故事，它们为个体创造的爱情的能力提供了一种文化的潜意识。而且Person还强调想象的重要性：它为我们早年的经历抹上了某种色彩，然后构成了对爱人的选择，也就是说爱情不仅仅只是和性冲动相关的本能得到宣泄，而是超越了本能需要的生理水平，通过逃离父母亲客体，变换成贴近深爱的、非乱伦的客体来满足本能的需要。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爱情是对丧失客体的重新寻找。通过对母亲，婴儿以及父母配偶的回归与进步的认同，自我重新得到整合，改变了自我的知觉。Person总结认为，在最佳的状态下，爱情可以超越我们意识层面的限制。

另一位理论家Bergman（1987,1990）认为，悲哀这被认为同时具有个体丧失的好妈妈身上的优点，是承诺的结合体，并且能够消除个体早年在于理想化客体关系中未被满足的需要。他认为爱情的产生满足三个条件：

      所爱者身上，能够找到丧失的爱的客体。

     所爱者能够消除原始客体带来的伤害。

     所爱者能够提供原始客体给不了的东西。

   Bergman觉得爱情要有4个特征：（1）理想化；（2）温柔；（3）认同；（4）游戏，他（1990）还提出爱情的六大天敌：（1）对原始客体转移不够；（2）童年期得到的爱有太多的创伤；（3）成人期得到的爱有太多的创伤；（4）嫉妒并向占有所爱的人；（5）自恋；（6）敌意。也就是压抑的愤怒会导致情感厌倦或性活力缺乏。

Geddiman（1990）从事爱情关系中致命吸引力的研究他着重将爱情和死亡两个主题融合在了一起。在这个连续体的一端，个体在死亡幻想的吸附下，想和所爱的人一起死，而不是想得到对方的爱。这种幻想的另一端是对死亡的恐惧。当对死亡的恐惧焦虑非常严重时，它会偏转向性爱时间。在这种状况下，对这个女人冲动而嫉妒性的占有，成为他生命过程中的源泉和守护，这也代表了一种永恒的幻想。

Bristol（1990）根据弗洛伊德的性心理发展阶段理论，爱情的演变也是由各个节点构成的一条线。他认为复杂的爱情包含着各个因素：害怕灭绝、丧失新客体、丧失客体的爱，害怕身体受伤（例如因为客体的激情而导致的阉割）。

所有的这些观点只是提供了一种架构，无论是否依赖于弗洛伊德的观点，用这个框架来思考这些本身难以预测的爱情是有很大的困难的。Bergman（1990）认为我们总是在爱人身上寻找那些被我们自身压抑了的东西，但后来，他又总结说，若想呆在爱情中，最好能很好的平衡力比多与攻击。而Person虽然在爱情的各个阶段做了很大的贡献，也提到了想象的重要性，但还是很难说清楚想想是如何在爱情中起作用的。

Kernberg（1991）认为，坠入爱河“暗含爱人能将想象和色情结合在一起，及建立深度客体关系的潜力”。爱人“不仅具有将无意识的色情和温柔、性和理想化的自我联系在一起的能力，而且也在爱中吸收了攻击性。”恋爱的双方都从被压抑中释放出来，因为他们在彼此的身上找到了令人兴奋的俄狄浦斯期异性父母的全新替代，以及那个温柔的、前俄底浦斯期的母亲（Sharff& Sharff）。“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走入恋爱关系都代表他（她）干预认同俄狄浦斯父母，同时克服了俄狄浦斯期的障碍”。

但恋爱关系是如何形成和保持的呢？Jill Scharff提出可以用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来解释。Kernberg（1991）认识到开始发展亲密情感的时候，恋爱双方会产生一种特殊动力，这种动力会强制重复和修复过去与父母的病理性关系，这样“双方就能完善彼此的主导性客体关系，并以一种新的、无法预测的方式来形成新的关系”。“通过投射性认同，每一方都会引发另一方的俄狄浦斯或前俄底浦斯客体的特征，而与这些客体间，另一方曾经体验到充满攻击性的冲突。” Kernberg用“投射性认同”这个概念来解释配偶双方与他们等社会关系间的动力操作。他们的密友或分析师可能成为理想客体，专门吸收配偶们的攻击性，这样就能保持他们两人之间的好关系。然而这对配偶生活和工作中的大群体，可能出于对这对配偶彼此拥有的嫉妒，并不愿吸纳和接受这对配偶的攻击性，这样这对配偶在这个大群体中就会陷入孤独和焦虑。

Fairbern的客体关系理论则更加精确的描述了陷入爱情中双方的动力，我们看到一方在另一方身上找到前俄底浦斯期和俄狄浦斯期的母性、父性客体。婚姻关系中，妻子选了一个不能代表这些客体的丈夫，但他能鼓励他认同自己这些，也就是说丈夫认同她与客体干系中的童年自我。进一步来讲，兴奋性和拒绝性的客体系统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的混合，这会发生在恋爱对象的性格中，却不一定与母性、父性客体直接相关。也就是说。这些构成心理结构的系统，建立在个体与两个父母客体的独特适应中，及富有创造性的自我体验中，而且不同阶段，这种体验和认知也会不同。当个体与父母客体的关系变化了，产生具有影响力的行为反应，体验就产生了。这种体验一直在变，从口欲期生理上要完全依赖父母，有口欲满足要求，有时还会嫉妒母亲、父亲和养育者，到向父母展现自己的生殖器期，到俄狄浦斯期的拼死竞争，以及放弃对乱伦客体的抱怨，到进一步的超越。所有这些阶段都含在内在客体关系系统中，个体会在目前恋爱关系中另一方的身上寻求表达和再工作。这些内在客体关系处在一个充满平衡动力和张力的持续状态下，而被压抑的部分总去寻求能够重新融入到自我剩余的意识层面中。

一个人坠入爱河后，自我各部分间的界限会变的宽松，已建立起来的动力平衡会融化。婚姻中的情感承诺，反照出个体对父母心理上的热爱和投入，并进一步刺激个体表达出被压抑了的自我，珍贵的或者被鄙视的。在情感承诺中，幻想通过紧张的身体表达出来，所以婚姻中的性的链接，不仅仅是肉体上的结合，也指彼此自我和其他部分的结合与互相渗透（Sharff& Sharff，1991）。

恋爱的人对理想客体有意识的幻想，包含无意识中寻求一个性格上最匹配的人。无意识的兴奋性和拒绝性客体系统中的自我部分或客体部分，背投射到了潜在的爱人身上，个体希望对方能够认同这些，但实际上潜在的爱人可能会认同，也可能不会认同。理想客体的选择会被无意识的抹上一层色彩，可以增加这个量客体的吸引力，为这种选择带来更多的激情与兴奋；另一方面也会大幅减少这个客体的价值，但往往却没有减少它的吸引力。即使拒绝噢诶偶身上不能接受的特质时，也是支持了坠入爱河的理想客体，因为这种拒绝与对自我身上相似的不能接受的部分的原始不认同是对等的。

对个体而言，无论是在自身发展还是结婚对象的选择方面，对“内在伴侣”的幻想是很重要的。克莱因（1952）觉得婴儿会对父母的性交关系产生幻想，而且通过口、肛门和生殖器三个通道相联系的幻想都会出现而不是依次出现。奥格登（1986）也认为，银耳的发展不仅与母亲相关，而且也与父亲（或者是父亲中的母亲）有关---无论个体自身性格的发展还是与伴侣间人际的表达，都存在男性元素和女性元素的整合。Bion（1962）提到恩爱的内在伴侣对于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他是在母-婴关系中提到母亲和丈夫关系的重要性。最初的时候，婴儿是被爱的，也是被需要的，但孩子还是会产生仇恨，因为他会失去喂养和安抚自己的乳房，还有陪伴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要离开孩子和丈夫要呆在一起。即使后来孩子意识到这是父母都会这么做，也有他们的理由，但是孩子还是会产生被排斥的感觉，而产生仇恨。与此同时，孩子还会感受到越来越多来自生殖器的愉悦。到俄狄浦斯期，孩子会在幻想下想杀死自己的竞争者，者带来有关偷窃、毁坏、伤害的罪恶感，并且孩子也会担心失去自己所深爱的而离不开的父母。这时婴儿的内在伴侣会变成一对充满矛盾的客体。

   孩子一天天长大，学会向异性父母那里控诉，以解决那些难以忍受的冲突，并期望保持父母彼此恩爱的印象（所以，小时候经常吵架的父母，可能真的会对孩子的婚姻造成影响）。这个时候，内在伴侣要比任个体的内在客体重要得多。如果父母真的是安全的一对，可以容忍孩子的攻击，那么这个孩子会在这个发展阶段成长的很好；如果父母虽然有时候意见不一致但彼此还是相爱的，那么孩子还会那一堆恩爱而且灵活的伴侣内化到体内，这时的孩子地性驱力不会太极端，也不会被伴侣新陈代谢掉，更不会对父母的一方产生怨恨；如果这对父母不能够常常呆在一起，孩子会害怕表达具有某种颇破坏性的俄狄浦斯愿望；如果父母是分开的，孩子会有罪恶感；如果[Y在一起的时候很安心，但存在受虐和施虐的情况，或彼此间有致命的吸引力，那么孩子内化的伴侣也会是那种模式；如果这对父母离婚了，孩子将会勉励着一个严峻的任务：既要保持有一对伴侣彼此恩爱的幻想，还要不去扭曲父母已经离婚的现实。这种情景下，内在的客体也许已经是已断裂的客体，即使能构成型，那也是在丧失和呐喊的基础上的。在孩子与其他的伴侣们交往的过程中，她（他）的内在客体还会进一步发展。最终经历了大量的伴侣关系后，青春期的孩子唤醒了自己俄狄浦斯时期的需要，从而形成内在的伴侣。如果青春期时能够体验到足够多的伴侣关系，这时形成一个独立而具有人际调试功能的内在配偶，是非常重要的，也会帮助一位年轻人找到合适自己人生的人生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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